真相大白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阿法科技公司也已经涉案，而且正在接受调查，这里边不存在你所谓的利益冲突。你可以放心。”

　“帮助老吴，因为我们是朋友。其实我们根本算不上朋友，只是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然后，我把与老吴从友化敌，又化敌为“友”，之后再兵戎相见的整个过程讲述一遍。我认为我讲的都是事实，我只是稍微修饰以感qíng • sè 彩，我把我在事件里的形象略微进行了美化，我说我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是被动的角色，我所做的事情也不过是迁就和自保。

　这是我必须要做的，我仅仅为了避免被排挤、被算计、被边缘化，我要保住位置、业绩、职业通道。可是，我还没有全部说完，我的立场，我的处境，我被压抑着的心情还没有来得及舒缓，他们就不让我说了。

　“好的，可以了。你不用辩解，我们只了解发生的事情。”

　他们开始说别的，但被我打断。

　“我还没有说完，还有你们感兴趣的。我想起来了。”

　“好的，请你继续。”

　他们没人埋怨被我打断，他们依旧保持着应有的耐心。

　“吴安。我跟吴安所有事情的开端，我还没说。但我不是有意的。我刚才并不想辩解什么，我也不想把自己粉饰地像个无关的看客，我自己做了什么，我很清楚。我说的这些废话不为别的，我就是想向你们说明白一件事。我确确实实是被动的，我是被迫做了这些该做的，不该做的事。如果我这么做的结果是有利自己，而损害他人的，那也是我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可这一切的初衷是什么？什么才是事情真正的发端？”

　“什么？”

　两个人都盯着我，手里做着的事全都中断了。

　“为了一个客户。就是为了多做一个客户。我带领着一个团队，我让我的团队能看到前途和希望，我背负着他们的花销和费用，还有每年增长的指标，我成天出差，我没有时间照顾我的爱人和孩子，我在外面逢场作戏，我还寻欢作乐。我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多做一个客户？！这有错吗？是目标有问题还是方法不合适？谁能说得清楚？就算是我错了，我错在哪里？你们谁能告诉我，我错在哪里？”

　我有点儿激动，是你们让我说的，让我说还不让我说完，说尽兴，还说我辩解。我为什么辩解？我为我做错的什么辩解？

　“请不要激动，我们理解你。但你说的，我们感兴趣的事情是什么？”

　听到了吧，每个人，包括他们这些公务人员在内，大家关心的不都是自己的事情嘛？！他们明确告诉我，我情绪激动讲出的这些话，他们根本不感兴趣。

　他们对我这些郁结的情绪，我的遭遇，我的不由自主，我的选择，我的困局，我的围城，我的噩梦，他们不会有丝毫的关心与同情。

　他们只关注与自己有关的，完成了问话，完成了记录，或许稍加整理，也可能向上汇报，然后就可以下班了，回家了，等在家里的有温柔的爱人、可爱的孩子，如果没结婚，是不是还跟女朋友有个约会？

　我也想这样，我就想这样，我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能够这样。

　可为什么你们是问话的那个，而我只有坦白回答的份儿，我说的话有没有用，还得你们替我做决定。除此以外，你们可以自由行动，而我要被隔离在这里，我们吃饭的地方也不在一起。你们可以说你们是来工作的，那我也不是来度假的。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追求是一样的，做法是一样的，选择不也是一样的吗？！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客户。这个客户是许芳介绍的。”

　再过两天我就可以离开了，我已经不再有被问询的价值。

　他们通知我爱人来接我。我说不用接，我可以自行离开。他们说不行，这是规定。我说，不能通知别人吗？比如我的朋友或者同事。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我还没想好怎么跟我爱人说。他们说不行，说只有我爱人对我负有这项法律义务。

　他们发还了手机，我赶紧打电话给我爱人。

　“到底出了什么事？你不是出差了吗？”

　“来了再说吧。”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对不起。我会把所有的事情跟你说清楚。”

　我爱人帮我结清了所有费用，我也履行了应有手续，我们一起离开。是的，只有我身旁这个人，有法律上的义务，有情感上的需要，只有这个人有资格来接我，有权利带着我离开。没有别人，不需要别人，别人也不会有这个意愿。

　我在离开前，向几天来一直与我形影不离的两个办案人员道别，我也向他们道谢，我还向他们道歉，解释我情绪的变化和给他们工作添了麻烦。他们全部报以理解的微笑，我觉得他们两个好像最近都胖了，我希望我的配合与努力能帮他们早日结案，让他们有机会早点儿回归自己的生活。

　我爱人没有立即追问。我们就默默无语并肩走着。就像我们那一次，在天桥上的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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