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大白

　我被囚禁在会议室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它无比漫长，还让我胆战心惊。我从此不愿再踏入那个可怕的房间半步。

　但结束这一切，并非因为公司领导的满意和仁慈，也与跟我素未谋面女孩的悲惨命运无关。等着我的安排不是重返工作岗位，更不是回家。

　公司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为我而来。

　两个陌生人是某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来自许芳丈夫任职的城市。他们要带我走，让我去做证，配合一起案件的调查工作。所谓的案件，显然跟我以为熟悉，其实无比陌生的那一对夫妻有关。他们出示了一应证件，便不再透露半点信息。

　他们允许我回家取了换洗衣物，还耐心地在楼下等待。我瞒着家人，瞒着我爱人，我仍旧说去出差。正好刚寄回的行李箱还未打开，我简单收拾，便出门跟办案人员会合。

　我们上了车，我们去机场。我询问他们我是否需要带上手铐之类的东西。他们笑笑说没必要，说我只是去配合调查，并非涉案的嫌疑人员。

　我们登上飞机，是经济舱，我坐中间，他们分坐两边。我们的目的地，就是那座城市。我对那里印象不错，我曾去过多次，但我没想到，今天会以这样的方式前往。

　一路无话，我没胆量问，他们没兴趣答。我因此有了一段空白期，可以思考刚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也不是不敢问，我是不知道该问什么。

　我的脑子里不断反复着“你的话将作为呈堂证供”这类台词，但并不清楚是谁在对我说，也不知道是否真的会面临此种局面。我把这话当作一种警告，我就更不敢多说，我怕我说了不该说的话，问了不该问的问题，陷别人于不利境地，我更怕这些话伤害我自己，夺走我所拥有的东西，一想到这里，我就害怕得要命，我怕失去，我怕失去的东西很多，我甚至担心会不会因此失去生命？

　已经有人失去生命了。

　花儿一样的少女，刚开始的青春，许芳的命根儿，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想到这里，我便开始自责。

　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与我无关，我始终只是一个旁观者，我甚至连旁观的资格都没有，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这一系列事情到底有什么内在关联。但奇怪的是，尽管我不知道，但仿佛所有人都觉得我知道，认为我是最清楚情况的人，我不仅了解事情从始至终的本来面目，我还是这里面的重要参与者。

　尤席这么想，孙辰这么想，郑愉这么想，我身边的两个公务人员何尝不是这么想？！不对！你们都想错了，我并不知情，我觉得李蕙知道的都比我多很多。

　你们到底找我去问什么？我又能知道什么？你们可能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你们找错了侦查方向。我在整个事件里无足轻重，我是个过客，你们大队人马杀到案发地点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喝着早已喝完的咖啡，我连当个围观群众的机会都没有。

　你们不是找到李蕙了吗？问她还不行吗？是李蕙让你们来找我的？是不是李蕙给我打电话，还想告诉我这件事，我却失手掉了手机，失去了提前知道消息的可能。李蕙会不会是在给我发警告，让我有所准备，让我逃走。

　我为什么要逃，我做错了什么？我甚至正在被老吴勒索，老吴才是真正的犯罪分子，他仍逍遥法外，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指证老吴，我要报案，我得让我身边随便哪一个人去联系上海警方，势必将老吴抓捕归案。

　可是许芳又做错了什么？她凭什么要付出失去女儿的代价，这代价实在太大太痛，太不公平了。

　我一但把许芳和那条新闻的内容联系起来，我就开始冒虚汗，发冷，起鸡皮疙瘩，上牙打下牙；我的胸口也不舒服，干呕，想吐。公务人员问我是不是晕机，还要帮我调整坐姿。我说没事。我于是不敢再想，我怕我会因此噩梦缠身。

　我本应该找机会再联系一下李蕙，我要是先弄清楚李蕙知道的一切就好了。但太晚了，我已经错过了机会。当韩锵帮我拿回我遗落在会议室的手机时，我已经被办案人员控制起来。办案人员让我交出手机，我乖乖照办。

　我交手机的时候，有意检查了手机，我确定手机上没有任何血迹。办案人员以为我有所顾虑，他们便说不是没收，是暂时保管，在我必须使用时，仍会交给我。

　飞机已经开始下降。

　我仍然是自由的，我没有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我只是要遵从各项安排，我只是不能随意跟外界取得联系，包括我的爱人。

　我此行的终点在一处不起眼的宾馆，说是宾馆，其实就是多年前常见的所谓单位招待所。我没想到现在还有这样的地方。这个地方外表看着旧，很低调，但内部是新的，管理也是新的，和外面的宾馆酒店一般无二。

　也有特殊的地方，这里似乎并不对外营业，人员进出也受到管控，不时还能看到身着白色衬衫和深色裤子的年轻人在主要通道来回走动，他们似乎并非路过，而是有着自己的意图和目标。

　办案人员告诉我，我被暂时隔离，对于我的问询将从第二天一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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