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烟王陨落(下)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弥勒烟草公司的小宾馆,并为李霞买了一个生日蛋糕。直到这时,我才感到自己眼中聚满了泪水。只是它不往外流,而是流进了心底。

    1月4日,我们回到昆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律师马军。

    1月5日,我如约到机场接人,在机场见到了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王巨才,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他一直想见褚时健,感谢玉溪卷烟厂对延安烟厂的支持和帮助。我无语。

    高洪波敏锐地发现了我的异常,把我叫到一边,我简单地说了情况,他的神情一下子凝重起来。

    汪曾祺笑眯眯地问我:“小先,我的画你送给厂长了吗?”我说:“早送到了。”他又问:“我们今天就可以见到他吗?”厂接待科科长王道平说:“厂长已经退了。”汪老不解:“退了就不能见了?那不更方便吗?”

    从机场到玉溪,我一直无语,我想到,在厂里、家里、单位里、朋友中,我还有多少次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要多少次面对人们的质疑。我抖擞精神,要来的,都来吧。

    一到烟厂,我先见到了字国瑞董事长,向他汇报了情况,然后见到了副董事长黄某某、总工程师李振国。

    在厂里,每一个见到我的人,神情都有些异样。我不解释,不声辩,我没有这个义务。只有汪老除外,他是我的忘年交、恩师呀。他把我叫到房间,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我突然间有种想哭的感觉,从这件事发生到现在,我很坚强、很理性,连褚时健都说:“看你处理这些事情,不愧是军人之女。”但当着汪老、高洪波这些朋友的面,我有了想哭的感觉。

    听完我的简述后,汪老沉默了。一个小时之后,王道平跑来告诉我,汪老找不到了。

    我们四下里寻找,在红塔酒店21层旋转餐厅的一个角落里见到了他,他独自一人在喝酒。我一直不知道汪老当时的心境,一个文人,对一个只见过几面的企业家,怎么会有如此深厚的情谊?

    现在,他希望的“你我闲闲坐”不会出现了,“滇南烟草王”已折翼于滇南。而此后没两年,汪曾祺告别人世,那幅表明二人友情的画作也不见了踪影,一切想来,令人嘘唏。

    被诉讼

    褚时健被带走后,住在安宁温泉。一个多月后,回到玉溪监视居住。就住在厂里小区新修的小楼里。小楼靠着院墙,是那种铁艺的栏杆,这样,每天褚时健出来散步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在院外看他,给他送东西。我也从昆明去了两次,事先要在门口做个登记,包括车牌号和身份证号。但我不能见到他,只能通过家里的人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别的什么都不问。

    1997年6月,云南省委、省纪委,省、市检察院及专案组人员在昆明连云宾馆开会,中纪委决定,将褚时健移送司法机关。会议后,褚时健被从玉溪移至云南省看守所。

    这时,马军接到省检察院的电话,让他到检察院去一趟,在检察院反贪局,马军拿到了一份委托书,上面写着:我请马军当我的律师,全权办理我的事宜。

    之前,马军在没有接到委托书时,曾告诉过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和他的儿子,希望由亲属出面请律师。他们表示,之前没有沾过光,之后也不想受牵连,不打算出面。马军感到很无奈。现在有了褚时健的亲笔信,马军提出:“我要见褚时健,办理正式的委托书。”

    检察院的同志问:“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办?”马军说:“严格依法办理,党的领导和严格依法办案应该不矛盾。因为这个案子涉及的不是一般人,我知道有风险,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关于褚时佐当时为什么不出面,他们在事后解释说,很多事情他们不清楚,不知道该如何办。褚时健和马静芬对当时他们的态度表示“可以理解”。

    7月,马军到省看守所,和褚时健谈了两个小时。不过,褚时健这次在看守所的时间不长。一两个月后,据说是专案组觉得云南方面对褚时健的照顾多了些,不利于办案,中纪委决定把褚时健转移到南京。

    马军再见到褚时健已经是1998年8月。就在8月6日,云南省检察院以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正式对褚时健提起诉讼。

    在南京看守所的日子

    在云南省的法学代表大会上,令狐安等领导人到会看望代表,他问马军:“作为褚时健的辩护人,你有什么要求?”马军说:“很简单,在法庭上让我把话说完,不要打断我。”令狐安把马军的要求告诉了当时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院长约马军到省高院,问马军打算在法庭上说什么,马军说:“褚时健案件有关的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院长又问:“你的辩护词大概要多长时间?”马军回答:“大概一个半小时。”院长说:“好。我答应你,让你把话说完。”

    马军和云南专案组的成员一起到南京,住在白鹭宾馆。第一次见面是在会客室,有三部摄像机。这次会见不超过半小时,马军问褚时健在看守所的生活情况,褚时健告诉他,天气冬天太冷,现在又太热,不习惯。

    褚时健出狱后,很少谈起在南京的情况,据他说,南京那地方不好住,天气忽冷忽热,看守所没有洗澡的地方,夏天很潮湿,人睡在木板上,汗都渗进了木板。当时负责看管他的两位管教担心他想不开撞墙,安排和他关在一起的人监视他。管教还告诉褚时健说:“这些人是些小偷小犯,你每天抽点儿时间给他们讲讲课。”褚时健说:“每天那些人就在外边坐着,我跟他们唠叨一阵,消磨一下时间。”褚时健很感激那两位管教,觉得起码他们对人的态度还不错,所以在他出狱后,有一次到南京,曾把这两位管教约出来一起吃了顿饭。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