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烟王陨落（下）

    打完这三个电话，我心里开始坦然起来。

    我把电话给了李霞他们，让他们用这个手机给家人报个平安。

    我十分感谢褚时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对看守我们的公安说：“小先有病，你们要安排医生给她看病。”

    第二天，来给我打针的小护士悄悄问我：“我看你不像坏人，怎么他们说你们是坏人，不准和你们说话？”我也小声说：“不让你和我说话就不要说，不过我绝不是坏人，你放心。”

    被幽禁的五天

    “褚时健在河口被抓了……”我想过这个事件可能会引起轰动，不过到后来我看到和听到关于此事的各种版本时，还是被惊得瞠目结舌。那是后话，眼下，就在河口宾馆的房间里，看着窗外浓密的亚热带植物，想着自己几次河口之行的不同际遇，心头涌起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这种悲凉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隔壁房间那位孤独的老人。

    因为幽禁，日子变得冗长而拉杂。我们不能到别人的房间，小丁和张师傅在走廊的另一头，甚至都见不到。李霞真是个好姑娘，本来和爱人出来玩的，现在滞留在房间里，彼此还见不上面，她却表现得十分平静，并没有抱怨、后悔或坐卧不安。我想这是因为内心坦荡，我毫不谦虚地说，就像我，因为坦荡，我也平静地面对到来的一切。

    褚时健一个人在一个大房间里，我每天径直走进他的房间，和他聊天。他表面上仍是波澜不惊，说话的语速和平时没什么不同。但我知道，他的平静和我们不同，事情毕竟因他而起，他要面对的比我们复杂干倍万倍。何况在这个时期，他的老伴在河南没有音信，儿子流亡国外，女儿又让他体会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凉。家破人亡，面临牢狱之灾，他的心境想必十分纠结和复杂。

    我小心地问他：“你真的能坦然面对中纪委的审查吗？”他说：“我说得清楚。”

    就这几个字，我的心彻底放下了。我相信他，就像相信我的父亲。记得“*****”闹得最炽烈的时候，爸爸从北京办的军队学习班被送回了昆明，他们这些当年的酋长，因为“站错队”要被送到以严酷著称的盘溪学习班。在他们背着自己的行李，坐上大卡车被送走之时，我混在人群中大叫：“爸爸，一定要活着。”爸爸回过头来，眼睛里有种金属的光泽，他说：“我不会死，雪山草地都走过来了。”我一直记得父亲的话，一直到两年后他平安回来。

    此后的两天，我们接受了省里来人和北京来人的询问。我很客观地讲了来时一路的情况，很明显，这和逃离国境没有关系：从地点的选定到中途的变故，整个事件有着太多的偶然，不可能是一次计划周密的出逃。再说褚时健等人都是用自己真实的身份证办理的短时过境手续，有这样愚蠢的逃犯吗？我心里清楚，这只是一个契机，让调查人员在跟踪了很长时间后，终于有了拘捕他的机会。

    我还知道，在我被带走问话后，因直到中午还不见我回来，褚时健要求他们注意我的身体，因为我当时是个身体虚弱的病人。中纪委办案的同志告诉了我这个事情，并且热心地提供给我一个治胃病的药的名字，可惜我没有记住。

    1997年1月1日晚上，褚时健告诉我：“我们可能很快就要被带走了，你们没有什么事情，可能会让你们回家的。”我看着他的眼睛，问：“是什么，双规吗？”

    褚时健也不清楚，说：“可能是。”

    “那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褚时健想了想，说：“两个月吧？要是双规，时间不会长。”

    我心里似乎有个声音，让我冲口说出这样的话：“你可能要做好更长时间的准备，说不定是两年。”一语成谶，我再次见到他，是在两年后的法庭上。

    褚时健沉默了一会儿，说：“本来想认你当女儿，马老师和映群都同意，但时间不合适，就没告诉你，现在看来还拖累了你……”

    我打断了他的话：“百年修得同船渡，这是缘分。下次见你，我会叫你爸爸。”

    也就在这时，一群人走了进来，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令狐安。在众人的目光中，我离开了褚时健的房间，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和他单独说话了。

    折翼滇南

    1月3日上午，我从窗子里看到我们来时乘坐的克莱斯勒公羊汽车，还有一辆日本越野车。我知道，褚时健、丁学峰、张启学就要被带走了。

    我和李霞不顾看守人员的阻拦，奔到了宾馆大堂口，目送他们离开。一位当地的干警突然走上前，对将要上车的褚时健说：“厂长，不管出了什么事，我们都感谢你，你给我们地方造福了，老百姓不会忘记。”

    河口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把我们剩下的四人召集在一起，告知我们：“你们可以回去了。”陈绍牧问：“现在吗？”副局长回答：“三点以后。”我说：“扣留我们五天，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副局长的回答让我们差点儿笑了：“你们找我要说法，我们三十多个干警节日不得放假，守着你们，我找谁去要说法？！”

    三点以后，我们离开了河口。从那时到现在，17年过去，我再没有到过这个边陲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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