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亚洲烟王的巅峰之路——关索
消息在第二天传到了褚时健这里，据他回忆说：“我跟他说，你想当厂长，你就正儿八经地竞争去。”
在并不清楚和志强的意思的情况下，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办法，向省里写了个申请，陈述自己的年龄已超过60岁，而厂党委书记也在四处活动想当厂长，就由他来当吧。
和志强发现这个事情闹大之后，他来找褚时健谈话了，褚时健告诉他：“他这个党委书记照这样下去，玉溪卷烟厂的障碍会很多，我随你们选，我不打算干了。”
作为省长的和志强当然担心褚时健的离任会影响到云南经济的发展，他让褚时健等他做完这一届省长再说。
而原厂党委书记则在随后的玉溪卷烟厂党委书记选举中，以只得到一票而落选了，他不得不去担任一名调研员。
褚时健说：“不了解情况的人说，老褚霸道，两个党委书记都被他撵了。我说我不是为我，凡是玉溪卷烟厂的发展障碍，都得排除。”
之后的日子，褚时健不得不再次同时担任党委书记。
一个工厂到底谁是第一负责人？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直都不明确，而是给出了一个模糊的表述——党委书记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到底最后谁来负责，褚时健一真很迷惑。一次，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褚时健甚至说，党委书记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其特点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少数服从多数。这样，如果厂长的意见是对的却处于少数的地位，就只能服从多数然而却是错误的决定，如以后发生了问题，厂长也可以不负完全责任，甚至可以推卸掉责任。这样显然对企业的发展不利。
对于党委的集体领导，褚时健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都是大家说了算，等于谁说了都不算，企业会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这种状态常常表现为集体负责，其实谁也不负责任，出了问题国家要追究责任，连该打谁的屁股都找不着。”
在他为这个问题万分苦恼的时候，当时的中共中央******到云南视察，在获得***接见的座谈会上，褚时健向他请教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遇到的问题——党委书记和厂长职权冲突的问题。******对他说：“你们要两心合一心，心心相印。”
分拆引进，必须一流
在1987年玉溪卷烟厂成为中国同行业第一后，褚时健就定下了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并且立志要和当时全球最大的烟草制造商菲利普·莫里斯一争高下，并为此着手进行布局。
褚时健认为，竞争无非三样东西：原料、设备、管理。既然要和世界第一流的公司竞争，这三大要素就必须达到一流水平。
原料和管理两场革命完成后，褚时健认为玉溪卷烟厂的原料已属一流，“红塔山”的原料甚至超过了“万宝路”的；而管理上也相差不远，在1992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褚时健说，随着玉溪卷烟厂设备的更新，效益会越来越接近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在玉溪卷烟厂第一套设备引进之后，3700多人就立即富余出1200多人，而随着新流水线的引进，下线的员工不断增加。褚时健认为，如果只计算双方的一线员工，玉溪卷烟厂的效率甚至超过了菲利普，莫里斯，而设备的增加又会把那些富余员工的效率提上来。所以，从管理角度看，他有信心做得和菲利普·莫里斯一样出色。
而眼下，设备的淘汰和更新又成了新问题，和菲利普·莫里斯这样的公司相比，最明显的差距就在设备上。
他计划首先替换掉那些老掉牙但还在拼命干活儿的“新中国”，借着1990年的“名烟翻番计划”，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设备更新。这一次，褚时健在省里已经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省里的领导人已经形成共识，只要是玉溪卷烟厂报来的项目，那就尽管批，他们还没有搞砸过。计划正在进行之际，从中央发出的关于控制外汇引进设备的文件，差点儿让这个3000多万美元的项目砸了锅。
文件规定，单次设备引进不得超过500万美元的限额，面对这样的规定，他知道自己磨破嘴皮子也没用，中央文件一般是从总体判断出发，并不需要考虑一家企业的远大追求。但时不我待，面对这样的规定，褚时健又一次显示了他超人的智慧和冒险精神：既然只规定了单次引进的上限，并没有规定只能一次引进，那么，把这些项目分拆开来引进，不就不违背中央文件的精神了吗？这又是一次边缘突破的绝妙案例，云南省有关部门配合了褚时健的行动，这次引进很快完成了。但在项目安装完成并开始运营后，也许是因为被举报的缘故，国家有关部门识破了褚时健的“诡计”，于是，一个调查组紧随而至。
褚时健告诉前来调查的人，在市场需求如此旺盛的情况下，玉溪卷烟厂迫切需要更新设备来提高产量，以满足市场需求。而如果不这样做，不一次完成引进，那么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千万美元，税利的损失可能更大。听完他的陈述后，调查组认可了他的理由，并把他当成了“用活中央政策”的典型。
此外，在获得了利用外汇购买设备和配件的许可后，褚时健绕开了有关部门，采取直接和外国厂商或代理公司联系的方式，直接从国外进货，而不是层层汇报。有好心的同事提醒他，最好还是向有关部门请示一下。但褚时健认为，请示虽然风险小，但拖延了时间，生产损失大，对国家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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