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玉溪卷烟厂的风和雨

    从1958年褚时健被划为“右派”离开玉溪，到今天重回玉溪，整整21年。21年中，褚时健差点儿因疟疾丧命，也差点儿命葬红河，还有可能被斗死，或因营养不良而死，就像他堂哥褚时俊那样。但他一路走过来，从红光农场、新平县畜牧场、堵岭农场，到曼蚌糖厂，再到戛洒糖厂。褚时健以“流放右派”的身份，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生存，促使这些地方一个接一个变好，奇迹一个接一个发生。

    此时，女儿褚映群已经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到昆明读书去了，尚在身边上学的儿子褚一斌也已经16岁。

    三名来接褚时健的玉溪卷烟厂员工，动作麻利，一会儿就把褚时健一家人的家当全部装上车了。其实，这些家当少得可怜：除了一只大箱子，几乎就没什么了，更别提什么家具了。在褚时健和马静芬的指挥下，工人们把褚时健临时做的木箱，甚至柴火都搬上了车。这也让人大惑不解：“褚厂长，这些就不用装了吧？这种木箱我们那儿多的是。”褚时健只好告诉他们：“这些东西以后都用得上，可以拿来做家具、做大沙发嘛。”好嘛！这辆载重五吨的大卡车也算装得满满当当了。

    戛洒糖厂的职工得知褚时健今天就要离开，自动站成一排，和褚时健握手告别。很多职工眼里噙着泪，其中一位职工拉着去接褚时健的玉溪卷烟厂员工的手说：“褚厂长是我们的福气，这下子，你们把我们的福气也接走了。”

    这辆载着褚时健一家三口和满车柴火的大卡车，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颠簸后，离开了哀牢山，驶入玉溪。

    到达玉溪卷烟厂时，已近日落时分了，抬头能看到美丽的晚霞，但低头从车窗看出去，却是另一番景致：破旧而杂乱的房屋，坑洼不平的路面，T人们呆滞无神的眼睛和灰暗的身影。厂区大部分房屋是用土坯建的，因为年久失修，放眼望去一片萧条景象。

    卡车开到一排砖砌平房前停了下来，司机指着其中的一间对褚时健说：“就是这一间。”

    这是一间14平方米的房屋，里面只有两张高低床和一张旧桌子。褚时健一边乐呵呵地往房间搬东西，一边吩咐褚一斌：“一斌，你和我睡上铺，你妈和你姐姐睡下铺。”马静芬则充满了愤怒：“他们在故意收拾我们！”

    第二天，玉溪卷烟厂负责分配房屋的人重新给他们分配了一间28平方米的房间，总算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房间了。

    话说回来，当时整个玉溪卷烟厂的生活条件都很差。普通员工一间土坯房隔成两间，两个人或两家人住，职工们经常开玩笑说：“这边的孩子撒尿，就冲在那边的床上了。”里面这家的通道要从外面这家中间过，拿草席隔着，有时候外面这家的男人出差了，难免生出很多尴尬事。有几个住外面的干脆把通道给堵死了，里面那家只好从后面另外挖个门、搭个桥绕出去。房檐上下还有很多鸡窝，这些鸡窝在褚时健站稳脚跟后，被马静芬用棍棒给取消了。

    而最奇特的现象是，每个职工上下班都提着一只瓦罐。褚时健后来得知，这些职工实在穷得买不起保温水壶，只能在下班的时候，用瓦罐接一罐热水带回家。

    褚时健刚就任，就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工人。当他走进一位老工人的家时，发现祖孙三代都挤在一间不足18平方米的房子里，他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而当时全厂有1/3的职工都处于这样的困难状态。

    “玉烟”印象：政治高亢，情绪低落

    云南烟草种植和生产的历史并不长，在辛亥革命前后从美国引种进中国。1922年，在唐继尧的支持下，云南省第一家卷烟厂——昆明亚细亚卷烟厂建成，生产一种以“999”为牌号的香烟，为了纪念云南响应辛亥革命而发动的“重九起义”。1949年，将“999”改名为“大重九”。

    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传奇的植物学家蔡希陶从美国引进了革命性的烟叶品种“大金元”，成规模的烟草种植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由于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种出的烟叶色泽黄润、味道醇厚，20世纪30年代，“云烟”的名声就传遍了中国，而玉溪则有了“云烟之乡”的美誉。

    不过，玉溪卷烟厂的历史是从1956年玉溪烟叶复烤厂开始的。1959年，国家轻工部进行工业布局调整。从一家名叫“华美”的上海私人卷烟厂调来30台“永进”“新中国”卷烟机到玉溪烟叶复烤厂，一同前来的还有36名上海师傅。为了尽快生产出卷烟，很多工序都是手工进行。它最早生产一种叫“人民公社”的香烟，但似乎不那么受欢迎，此外还生产了“红梅”“翡翠”“恭贺新禧”等。后来名满全中国的“红塔山”，名字源自“***”时期被人们刷成了红色的元代古塔，古塔所在的那座小山原本叫白塔山。1959年正值新中国的国庆10周年，为给10周年献礼，“红塔山”香烟诞生了，当年生产了80箱。玉溪卷烟厂还精挑细选了一箱“红塔山”，在上面写上“送给máo • zhǔ • xí ”，托人送往中南海。

    褚时健来玉溪卷烟厂前，玉溪卷烟厂的卷烟机器已有68台，但都是国外早已淘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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