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玉溪卷烟厂的风和雨
褚时健还是那句话：“您别让我搞那个，我不会搞，做机关的事不是我的长项。你们要想把地方财政搞上去，我可以帮你们把烟厂搞上去，搞上去你们日子就好过了。让我去做副专员，您不如把我放在烟厂，让我搞下去吧。”
“我倒没有想到这些，好的好的，不动了，你就在这儿。”李孟北还比较容易听取意见。
直到那时，领导们想让褚时健从政的念头才算平息。李孟北后来履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候任云南省委书记期间，不幸患癌症撒手人寰。
去煤矿还是去卷烟厂？
玉溪地委领导终于被褚时健说服了，让他继续在企业工作，但肯定不再是戛洒糖厂了。在褚时健的领导下，即使是在“文革”期间，戛洒糖厂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职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而一条新上的白糖生产线也即将竣工。
地委领导的意见是，调褚时健到玉溪卷烟厂任厂长，这家烟厂是当时玉溪规模最大、效益也较好的企业。但褚时健回绝了。
褚时健有顾虑：“文革”时期，玉溪卷烟厂是全玉溪武斗最厉害的地方，“文革”期间云南的两个派系——“炮派”和“八派”，斗争非常厉害。“文革”结束后，两派的斗争仍未结束。
不去玉溪卷烟厂，他还有一个选择：去玉溪另一家大型企业——位于玉溪峨山的塔甸煤矿当党委书记。这比较符合他的胃口。
说去就去。地委领导找褚时健谈过之后，他就来到塔甸煤矿做“任前考察”了，考察这里的地形地貌、自然条件，观察矿工的生活。他看到这里的矿工没水洗澡，生活非常苦。但也有令他满意的地方：这里山大，山林多，台旨满足他打猎的爱好，秋天还可以拾点儿菌子，四野都是鲜花。褚时健想，老婆孩子肯定会像他一样高兴。
他甚至想好了如何改善这些矿工的生活条件，他发现煤矿后面的山上竟然有天然的蓄水塘，而且水还很清澈。褚时健脑海中马上浮现出计划：无论如何都要克服困难从这里取水，让每个矿工一出井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洗个澡。他还想买几辆大客车，周末接送矿工到玉溪和家人团聚。
令褚时健没想到的是，这个时候“后院起火”了。妻子马静芬和女儿褚映群死活不肯再进大山沟。
马静芬说得也有道理：“我和女儿跟你在大山沟已经生活了二十年，好不容易回到城里，你又要把我们母女俩带到山沟沟里去。要去，你一个人去！”
面对妻子的肺腑之言，褚时健也不好坚持。但他不甘心，就找了一辆大卡车，连哄带骗地把马静芬和女儿骗上了车，让她们去看看矿山环境，或许能够改变她们的想法。但马静芬和女儿到了那里，看到满脸煤灰的矿工都一脸愁苦地上下班，大风扬起的漫天灰尘中，家属们在供水站前排队取水，孩子们在脏兮兮的泥地上玩耍。
勉强待了一个晚上后，妻子和女儿坚决不肯再住一个晚上。
但褚时健还是向她们大力“推销”自己的未来规划，哪里要建一条柏油路，哪里要盖一座电影院。妻女哪里听得进去：“你就是把这里建成天堂，我们也不来。”
纠结了一整晚，褚时健不再坚持原来的想法，他决定去玉溪卷烟厂，用他的话说：“一家人有两个人拗着（不同意）也别扭。”
任前摸底、谈条件
决定履新玉溪卷烟厂，褚时健自然少不了要摸摸这家玉溪最大的企业的底。情况和他之前知道的差不多，对褚时健而言，这家国有企业最让他头疼的，既不是它的生产能不能上去，也不是它的品质能否改进，而是“文革”遗留下来的派性斗争，以及围绕着派性形成的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这种派性斗争，并不仅仅局限于玉溪卷烟厂内部，在外部也有很大的延伸。
褚时健知道，要在内部卡住这些斗争，就要掐断权力上层的支持。上任前几天，褚时健专门去找了一趟玉溪市地委书记胡良恕。
褚时健开门见山地说：“胡书记，我接受地委安排我到玉溪卷烟厂的工作，但是地委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胡良恕问，“如果地委能做到，多少条件都行。”
褚时健给胡良恕分析了玉溪卷烟厂遗留下来的派性斗争对生产的不良影响，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像我这种情况，一个人从外面来到玉溪卷烟厂，心里最害怕的，就是玉溪卷烟厂两派都很有势力，如果这两派闹起来，我就没有办法了。希望诸位地委领导不要支持造反派。有什么事情领导们叫我来说，我不对，领导们可以批评我。但如果领导们支持造反派，我的工作没法儿做。”
胡良恕哈哈大笑：“我还以为是多大的条件呢，好！”
褚时健接着说：“给我一年半载的时间，等我站稳脚跟后，自己就能应付了。在此期间，凡上访、告状、请愿、闹事的，请领导们一律驳回，由我处理。”
胡良恕随后召集地委领导开会，并把这一条件达成共识，还做了会议纪要。这一支持，为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扫除了第一个大大的障碍。
初到“玉烟”：破旧而杂乱
1979年10月的一天，褚时健举家迁往玉溪。这一天，玉溪卷烟厂派了三名员工，开着一辆载重五吨的大卡车来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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