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山中岁月

    刚到任的副场长褚时健，面临的又是吃不饱肚子的问题，不过这次不是一家三口，而是整个农场的职工。

    “我又找了一条门路，下河摸鱼，上山打麂子。最多的一个月，我给食堂扛回了六只麂子。”

    还有一次，褚时健从江里摸上来一条12公斤的胡子鲶，足有两米长。当地的傣族人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鱼，他们抬着鱼回农场的时候，引来了一路的围观。

    最让褚时健得意的是，他一枪撂倒了150米开外的两只麂子。“我一直等到小麂子和大麂子成一条线的时候才开枪，子弹从小麂子的肩胛骨穿过，直接进入大麂子的胸口。”这件事在傣族老乡口中被传成了神话，多年以后还有人记得。

    半年，仅仅半年之后，堵岭农场也要搬迁合并了。当时的县委书记叫普朝柱，他后来成了云南省省委书记。他是褚时健参加边纵时的战友，在地委时又是褚时健的上级。合并搬迁的命令是普朝柱宣布的，他征求褚时健的意见，问：“老褚，你有什么打算，是跟到漠沙农场还是换个地方？”

    从玉溪到元江，再从元江到新平，褚时健的家，可以称得上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几只破旧的木箱就装着所有家当，没一样值钱的。他再也不愿拖家带口地打游击了，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妻子孩子想想吧，况且女儿褚映群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对普朝柱说：“农场就算了，能不能帮我安排个固定点儿的工作？”

    普朝柱说：“县里的曼蚌糖厂缺个副厂长，不过亏损得一塌糊涂，你愿不愿千？”

    褚时健毫不犹豫地说：“干！”

    扭亏为盈：糖厂副厂长创造的奇迹

    1963年，褚时健到新平县曼蚌糖厂担任副厂长。

    1965年，新平县产业布局调整，曼蚌糖厂关闭，厂里的职工都转到了新厂——戛洒糖厂。

    在褚时健的记忆里，它们就是一个厂。褚时健的干部履历表上也写着：1963年—1979年，云南新平县曼蚌糖厂副厂长。

    糖厂就在戛洒镇上，有一百多名员工。别看厂子不大，这在地处哀牢山腹地产糖区的新平，也是个数一数二的国企。糖厂靠近山脚，用溪水做动力，榨甘蔗汁熬红精。糖渣可以用来酿酒，糖和酒是主要产品。

    糖和酒，对褚时健来说太熟悉了。他从小在家乡就烤酒，在农场又熬过糖，他觉得，自己来搞这个厂很有“谱气”。当时糖厂并不赚钱，平日里百多号人，榨季加上临时工可达两三百人，一年干到头，反而亏损20万。县里没有钱补贴，都是靠省财政负责平衡。对于一个基本没有工业的特困县，这也成了领导的一块心病。

    褚时健的介入，还是从摸清情况开始。他发现，糖厂所用的榨糖工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据说已经有三千年历史。土灶上有从大到小的八口铁锅，最大的直径一米多。烧锅用的是木柴，水磨碾过的甘蔗汁倒进锅里熬。因为怕熬煳了，工人们需要一边烧火一边搅锅，劳动强度非常大。褚时健算了算，出1公斤红糖用12公斤甘蔗，耗燃料5.2斤，100公斤甘蔗只能产糖9公斤，用的燃料却高达近50斤。因为燃料是木柴，用量又大，这么多年下来，厂区附近靠江边的树都被砍光了，只有上山去砍。

    褚时健在生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搞企业，必须讲效益。具体到一个小糖厂，就要算算一吨甘蔗能出多少糖，它的成本，也就是原料费、燃料费，还有人员、水电、机器磨损等其他费用是多少。现在这种高能耗、低产出的生产方式，怎么可能不亏损？厂里的技术人员提出：“我们用这种方式生产了许多年，要想进行技术改造没有资金行不通，厂里年年亏损，哪里来钱搞改造？”褚时健说：“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先从改灶和改燃料入手，花钱少，见效快。”

    那段时间，褚时健天天穿着背心短裤泡在灶火边。新平天气热，他成天在火边烤，汗流浃背，全身就没千过，人又长得又黑又瘦，真有点儿钢筋铁骨的味道。糖厂的员工都觉得这个副厂长不同寻常，就凭他肯吃苦的劲头，肯定能搞出名堂来。

    糖厂的主打产品是红糖，但糖的质量一直不过关。厂里过去的方法是高温煮、高温蒸发，不是煮过了头颜色太深，就是蒸发后的结晶太硬，打都打不烂。褚时健琢磨出一套方法，把白糖厂生产的基本原理引到红糖厂来，用低温煮、低温蒸发来提高红糖的质量。正是这一改革，促使红糖的一级品率大大提升。

    正赶上榨季，厂里的锅炉坏了。大家都不会修，围着锅炉七嘴八舌，可谁也想不出办法。如果进城去请师傅来修，一来一去要耽误好几天。褚时健不吭声，围着锅炉琢磨了两个小时，然后爬进了还带着高温的炉膛。几分钟后，全身冒着热气的褚时健出来了。令人称奇的是，罢工的锅炉好了。这一情景十多年后再次重演，只不过那时的锅炉已经是玉溪卷烟厂的大锅炉了。

    当副厂长的第一年，褚时健的改造就见了成效。燃料由木柴改为甘蔗渣，每公斤糖所耗的燃料从5斤2两猛降到了8两，节省燃料五倍多；糖榨三回，百公斤甘蔗出糖量达到了12公斤；低温蒸发，糖的一级品率从10%一下子飙升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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