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山中岁月

    1960年，马静芬带着女儿投奔褚时健来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褚时健还没有资格和家属同住。他只能搬着铺盖卷回到山下的工棚，把马静芬和女儿留在了半山。农场不养闲人，马静芬既然来到农场，就是农场的员工，农场每月给她12元工资，要她喂养四十多头猪。当猪倌，这是马静芬这个在他人眼中是纤弱敏感的资产阶级小姐从来没有想过的。

    马静芬牢牢记住了这样几件事：

    一天，褚时健到队里开会，没有上山来，她哄着孩子睡觉，相伴的是盏昏黄的油灯。突然，一样东西“啪”地打在蚊帐上。拨开帐子，她看见一条锄把儿粗的花蛇，盘栖在屋顶木檩上。她吓个半死，心头打战，欲逃无路，怔怔地紧抱孩子坐在床上，直等到丈夫天亮回来。谁知道他回来一听，说：“不怕，等它吃老鼠，明天再说。”

    又有一次，褚时健进山砍竹子，一走一个星期。正值雨季，天漏了一般淅淅沥沥地雨下个不停。破屋不耐连天雨，地上到处流淌着小河，屋里屋外一样湿。下山打饭要走一大段山路，抱着孩子寸步难行。马静芬让女儿待在家里等，可孩子害怕，死死抱着妈妈的腿。她一巴掌甩过去，女儿的鼻子里流出的是血，母亲心头流出的是痛。

    半夜，要到碾坊关闸停水。他不在，这就成了她的事。夜黑黑的，山风带着啸音缠绕林中。马静芬硬着头皮提着马灯摸到碾坊关闸，每次都吓出一身冷汗。

    ***：怎么活下去

    马静芬记忆深刻的这几件事，褚时健早就没有印象了。他脑子里最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活下去。当时，饿死人已经不是稀罕事儿了。中国由“***”转到了***，史称“******”，全国多地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得水肿病的人更不知有多少。褚时俊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红光农场也不能幸免，1960年，全场职工吃了半年稀饭，很多人得了水肿，大人孩子都处在饥饿状态。

    “妻子孩子都来了，我不能让她们饿死。”褚时健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他细细盘算，自己一个月工资22.8元，妻子12元，两个人是34.8元，三个人吃饭，每人每月8元的伙食费，总共24元，还剩下10.8元，要包括其他一切花销，生活起来很紧张。但是一家人能在一起，他觉得自己比别人还是幸运些。他知道，妻子执意从昆明跑过来当山民，是怕他一个人挺不过去。既然来了，他就有责任让妻子孩子过得好点儿。

    褚时健的屋子在半山坡，沿小路下山，百米开外就是红河，每天出工都要经过。望着滔滔江水，褚时健常常想起故乡的那条江。

    一天，褚时健翻腾自己带下来的破木箱，不知怎的，从一堆破烂中翻出了十多个钓钩，这是当年在玉溪钓鱼时留下的。他如获至宝，连声说：“天无绝人之路，有这个我就不发愁了。”

    有钩没有线，他把线衣拆了一件，两口子一起扭线。天黑后，褚时健到江边去下钓钩，第二天天刚亮，他就跑去看看战果，好家伙，钩住了四五条长长的鱼。褚时健对妻子说：“这个买卖好整嘛！拿得来鱼，我们就有了一条出路。”

    此后，他差不多天天去钓鱼。晚上下钩，天不亮就取回鱼养在小水沟里，傍晚煮鱼汤喝。他说：“那个时候，人要千很重的活计，只有稀饭充饥，那么多人得水肿病，我们家一个都没有得，想想真要感谢鱼呢。”

    农场的“右派”和劳改犯不一样，工作范围划定了，节假曰可以到县城里去走走，买东西，赶集。

    褚映群这孩子在苦难中长大，懂事，从不对父母提什么要求，只有元江城里那两毛钱一杯的甜水，是她进城一趟唯一想着的东西。褚时健的预算里，每次都留两毛，这也是他唯一能给女儿的。

    有一次到县城，碰上卖三块五一斤的高级糖。所谓高级糖，就是有糖纸包着的奶糖。这在当时的小县城里是个稀罕物，买糖的队伍排了很长。映群再也走不动了，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些糖块。

    褚时健告诉女儿：“那个糖有什么好，粘在牙齿上揪都揪不断。”

    可映群就是不肯走。两口子商量了半天，一咬牙排上了队。就在队伍里，两人还在犹豫，褚时健对妻子说：“这要喝两毛一次的甜水可以喝多少次呀。”马静芬看看女儿那渴望的眼神，不忍从队伍里出来。最后，两口子下了狠心，给女儿买了一次糖，这是褚映群那些年得到的“最高级的礼物”。

    家人：巨大能量的原动力

    在劳改农场，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干活儿。当时农场的一千多名“右派”，都幻想能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早日“摘帽”的资格，褚时健也不例外。正是抱着这样的幻想，他一个人干几样工作，顶好几个劳力。

    1960年，元江碰上了百年不遇的洪水，从上游林区冲下来的泥沙中，裹挟着许多原木。这些木头最长的有十多米，直径大约三四十厘米。褚时健领着他的组员来到江边，他打算下水捞木头。这时的元江水面比平时宽了十多米，湍急的水流打着漩儿，溅起的波浪都是红色的，水声大得说话都听不见。远远看去，峡谷里的江流就像一条翻腾的红龙。大家伙儿都被暴怒的江流惊呆了。在这种江水里捞木头，这想法实在太疯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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