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燃情年代

    7月，褚时健“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位被解除了，他的新任务是“大炼钢铁”，种“试验田”。既然是全民动员，玉溪地委会不能落后，也种了7亩冬季稻试验田，由负责人事的地委副书记和褚时健负责。

    给这7亩地定产量时，褚时健综合了土地的肥、水、种、耕诸因素，一咬牙，报了个3000斤的指标。办公室主任一看，皱起了眉头：“小褚，你咋个不想想，报纸上人家都搞10000斤，我们3000斤怎么行得通？”

    褚时健说：“种地我是内行，一亩地能产多少，我心里有数。我们玉溪海拔一千多米，冬季不种稻子，平常年景，一亩地也就bā • jiǔ 百斤，我报3000斤都是冒险了。”

    主任还是摇头：“跃进，什么叫跃进？我明白，10000斤绝对是吹牛，能不能报个5000斤？我们搞的是试验田。”

    5000斤的目标是报上去了，但它的结果如何，两人心知肚明。冬天气温低，稻子连穗儿都长不出来。褚时健看着自己的地，实在想不清楚，人家的一亩地几万斤是怎么搞出来的。他记得报纸上的文章名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还配发了照片。

    褚时健说：“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真正有自己的看法了，干任何事情都有规律，要讲道理，不按规律乱来，是要出问题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褚时健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后院灭火，前厅失火

    马静芬这时在玉溪大庄街小学当老师，虽说到玉溪城只有十里地，但两人都忙，见面的时间并不多。孩子这时已经一岁多了，由外婆带着住在城里。

    马静芬一个人住在乡下的学校，白天忙忙叨叨顾不上想自己的事，可到了夜里，她感到深深的寂寞。细细想来，结婚已经三年了，两口子几乎没有过面对面谈心的时候。褚时健总是在忙，回到家里，反倒很少说话。开朗活泼的马静芬，在褚时健这里碰撞不出火花，很多时候，他就像一块岩石，没有情感的岩石。

    结婚后的点滴小事，就像电影一样从她眼前一幕幕闪过：

    怀孕的时候，她的反应比一般人强烈，吐得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一天中午，她下班回来，看见门口有卖鱼的小贩，回家告诉褚时健说：“你去买点儿鱼，我想吃鱼煮萝卜丝汤。”正在午休的褚时健翻了个身，说：“吃哪样吃？现在大家都吃食堂，你咋个吃不得？”她的眼泪当时就涌了出来，可气的是，褚时健浑然不知，接着睡自己的觉。

    再有，自己工作上碰到困难受了委屈，和他讲讲，可他对妻子的絮絮叨叨毫无兴趣。

    女儿这么大了，他连抱都很少抱，更别说带着全家去哪里玩玩……

    马静芬越想越觉得褚时健骨子里就缺少温情，她开始怀疑，自己找一个农民的儿子，对吗？

    说起来，她的质疑也有些道理。褚时健在情感上是个粗线条的人，他很少从女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从来不知道，一个女人，身体不好，带着孩子，工作遇到难处，会多么渴求丈夫的关爱。直到有一天，他接到妻子的来信，马静芬信中写道：“我的入党转正被停止了，我成了落后分子，为了不耽误你，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褚时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从来没有想到妻子会在入党问题上碰到难关，也没想过夫妻为了这样的问题选择分手。这封信让他明白，他忽视自己的妻子太久了，而他的妻子现在需要他。

    他立刻放下了手头的工作，直奔大庄，和马静芬进行了一次长谈。

    长谈涉及了什么，褚时健没有透露，但肯定没有马静芬需要的温情。因为直到1991年3月23日的采访中，马静芬还明确地表示：“到目前为止，我都不懂他的情感世界。”

    他们的女儿褚映群很清楚，她有一个情感线条太粗的父亲和一个细腻敏感的母亲。她说，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观察和理解。

    不管有没有温情，褚时健家的后院之火总算扑灭了。可在他前面，一次酝酿已久的大火几乎将他吞没。

    “列车”脱轨：最后的“右派”

    1958年12月，在全国“反右”斗争已近尾声时，褚时健被宣布为“右派分子”。褚时健记得，当时县团级干部属省上管，他的“右派”通知是从省里发出的。

    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突然一个急刹车，最可能的结果是脱轨。褚时健脱离“轨道”的日子到了。

    他火速赶往大庄，交给妻子一个几百元存款的存折，告诉她：“这是你和映群今后的生活费，一定要收好。”

    马静芬从丈夫铁青的脸上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可她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央求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告诉我。”

    褚时健说：“我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你们母女两个要好好过。”

    褚时健匆匆告别了妻女。他还要和一个人告别，那就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堂兄褚时俊。

    他赶到昆明，见到在省电力局工作的堂兄。

    褚时俊听到这个消息无比震惊：“你不是‘反右’领导小组的吗？到底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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