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燃情年代
他们的故事和那个年代许许多多年轻人的经历没有什么两样。年轻英俊的队长经常到马静芬所在的工作组检查，见面就谈工作，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话题。马静芬已经习惯了这种谈话，这个有着宽阔肩膀的男人，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让她感到信任和依赖。
不过，在通海时的一次谈话让一切都不一样了。
谈话是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兼宿舍的房子里进行的，室内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小床。褚时健坐在桌子的一头，另一头坐着马静芬。褚时健低沉的声音有些发干，他抓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水。马静芬低着头，眼睛正巧看到褚时健的手，他的手指短而粗，显得厚重而敦实，只是指甲盖好像很短，和别人的有些不一样。除了这个发现外，褚时健好像还有些不一样，想到这儿，马静芬突然有些发慌了。
“小马，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马静芬的脑子一下蒙了，她甚至听不清褚时健接下来的话，心跳得怦怦响。
1991年3月23日，马静芬平静地回忆：“谈过话后我吓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当时我还没有谈过恋爱，连想都没想过这些事。”
半年后，工作队完成了任务，两人的关系水到渠成，马静芬留在了玉溪。
1955年，褚时健和马静芬在地委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后第三天，褚时健没有回家，这让新婚的马静芬十分疑惑，他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她很希望丈夫能给自己一个解释。谁知道，褚时健在她的再三追问下，只说了五个字：“到峨山出差。”
一种和马静芬向往的完全不一样的婚后生活就此开始。一年后，他们的女儿褚映群出生了。
疑惑：“脱轨”的前兆
没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无法想象当时的环境。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人们来不及停下来回头看看自己的脚印；整顿一次接着一次，人们进入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完全不需要个人头脑来思考。
如果你心无旁骛，当一头埋头拉车的老黄牛，可能就平安无事。而如果你想对过往进行一下反思，对事情问个“为什么”，就可能脱离轨道。当时的组织部门大概有这样一种认识：服从，代表了一种忠诚，而忠诚是一个干部必备的品质。
褚时健不是思想者，但他是个实千者，他时时会进行质疑，这种质疑源于生活，属于本能。1950年的“征粮”、1952年的“土改”、1953年的“肃反”，他提出的意见有幸被采纳，这让他颇为自得，他认为上级组织是能听取意见、纠正错误的。他并不清楚这种出于本能、出于经验的质疑，会把自己引到什么路上。
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开始了。
这场运动，风一般刮遍了全国，在云南玉溪这个不大的城市里，风力丝毫没有减弱。29岁的褚时健当上了玉溪地区政法口“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担任组长的是当时的行署秘书长王瑞亭。
玉溪政法口有六百多名干部，备单位的名单报上来一统计，“右派”有160人。这个比例让褚时健大伤脑筋。“反右”的指导性文件上有个公式：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多数，左派占人口的20%左右，“右派”大约占不到10%。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大地，恐怕没有一个单位、一个地区是按这样的比例来划定“右派”的。仅仅几个月，原先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的人，坐实了自己反党的证据，统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挨整的人和整人的人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这一场波及全民的运动终于教会了人们：没有什么该说不该说，你要想保全自己，就什么都别说。
褚时健眼瞅着自己的同事、朋友、战友一夜间成了“右派”，实在有些触目惊心。
他在向地委领导汇报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比例是不是太高了？已经有24%了。”
领导说：“有些单位报的高达25%，我们这个比例应该不算最高。”
“可máo • zhǔ • xí 说的只占5%-10%。”
“小褚，你年纪还轻，还要好好领会一下，这个文章后面还有五个字‘而情况不同’。这五个字是很关键的。”
见褚时健仍不开窍，领导不耐烦了：“好，依你说的，24%多了点儿，你去和王瑞亭商量，把比例降下来。”
组长王瑞亭和副组长褚时健研究来研究去，把他们认为明显不反党的人从名单中挑了出来，最终送出了一份八十多人的“右派分子”名单。
山雨欲来风满楼：不祥的预感
名单是送走了，褚时健心头的疑虑却更重了。他没有也不敢质疑党的政策，只是从自己的良心上迈不过这个坎儿。那些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投身党的怀抱的知识分子，他们说的那些话，真的有那么严重吗？他们的主观意图，真的是要反对自己的党吗？他的心头压上了一块石头。
1958年开春，名单上的这八十多人被卡车送到了位于元江河谷的红光农场劳动改造。
“反右”斗争告一段落，脚跟脚的，另一个全民运动“***”开始了，要想形容它，只能又一次用“轰轰烈烈”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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