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燃情年代
“我绝不当叛匪”成了褚时候留给亲人最后的话。当天晚上，警卫班参加bào • dòng 的人员带着褚时候和另一个不愿参加叛乱的战士一起沿铁路撤退，准备到西山和bào • dòng 的土匪会合。此时，解放军的护路部队已经发现了匪情，一路追踪而来。叛匪逃到大桥上，过了桥就要爬山了。他们觉得带着褚时候不方便，便把五花大绑的褚时候从几十米高的糯租大桥上扔进了南盘江。知道褚时候水性好，叛匪还残忍地砍断了他的手和脚。
褚时健回忆：“那是1950年7月份，我记得当时南盘江涨水，水大得不得了，他那时刚刚19岁……现在玉溪东风水库烈士纪念碑上，还刻着褚时候的名字。”
当天晚上，杀害褚时候的叛匪就被剿匪部队歼灭了。周兆雄得到了褚时候牺牲的消息，他不敢告诉闻讯赶来寻找儿子的褚王氏，只是托人带信，让褚时健赶快回来。
悲痛欲绝的褚王氏知道儿子是从铁桥上被扔进了江里，她站在高高的铁桥上，向着江流一遍遍呼喊着儿子的名字。
没找到儿子的遗体，母亲不相信儿子已经离开，她沿着南盘江边一路寻找，一直走了很远。
褚时健回忆：“我妈妈沿着江边寻找，一直找到开远这些地方。这条江是从曲靖发源的，从我们这里下去，一直到开远，又向北转过来，到师宗、罗平，又绕回来，才出百色，从广西流到广东。雨季水最大，到哪里去找？所以小弟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谈征粮经验：果真有一套办法
儿子的惨死将这个操劳半生的母亲彻底打垮了。见到匆匆赶回来的大儿子褚时健，母亲的眼神里流露出的只有疲惫和悲伤。面对憔悴的母亲，褚时健想不出任何安慰的话语。
当时的形势由不得褚时健待在家里，征粮任务如泰山压顶。华宁县的负责人听说褚时健在宜良的征粮工作进展顺利，要求他留在华宁负责一个区的征粮，并告诉他：“组织关系我们去给你办。”褚时健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新的工作地点，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干工作，一点儿也不会讲条件。”
褚时健搞征粮，果真是有一套办法。他和队员们说：“征粮首先要确定每家该交多少公粮，田地就在那儿，走不了，拿尺子拉着一量就出来了。所以关键是要确定亩产是多少。”队员们反映，农户不讲道理，你要他们自己讲，他们说每亩只收300斤。褚时健笑笑：“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农户的脾气我摸得清，我来和他们谈。”
褚时健和农户怎么谈呢，队员们很好奇。褚时健对农户说：“你说一亩只收300斤粮，你哄人是哄不过去的，我种过地，我知道，你们这个田，bā • jiǔ 百斤粮应该收得到。”
见农户不反驳，褚时健接着说：“如果我给你定900斤，可能你们的口粮就紧了，要饿肚子；定600斤，那么我的任务完成不了。我给你们定成700斤，你们的口粮绰绰有余，我们的征粮任务也可以完成，这个情理上说得通。你们看怎么样？”
农户一听，觉得这个标准定得合理合情，同意了。到了规定交粮的时间，农民把粮食都交了上来，褚时健小组的征粮任务又一次顺利完成。
县里的领导听说别的组还不知道粮食在哪里，褚时健小组的粮就已经入库，就让他给大家谈谈经验。
褚时健结合实际，讲得有声有色：“做群众工作，要讲得出道理来，你说征粮重要，站在他的角度上来说，他的肚子更重要。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任务，他要保证他的肚子不饿。他要拼命地报低，你要拼命地争高，僵持着，只会把事情搞僵，朱同志的事情就是个教训。我说，我们做工作不能这样，双方协商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各方的需求要平衡一下，单顾我不行，单顾你也不行，合情合理，大家才好接受。”
“共产党的反对者是存在的，但农民不是政府的对头，不要逼他们。我们打游击，没有当地老百姓的帮助，我们也活不下来。做事情要讲个情理，就是平衡各方的利益，对大家都有好处，事情才能办成。比如说，老解放区已经搞了‘土改’，农民分田分地，这是基础，用土地争取了农民的支持，农民要保卫胜利成果，这才会有推着小车送军粮的事情。你们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据褚时健回忆，县里有关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各地征粮组的工作方法有所调整。指标定高的压了下来，农民接受了，全县的任务也完成了。
就在这时，褚王氏因背上的毒疮发作，离开了人世，时年47岁。
新区长上任
褚时健正在为刚拉开帷幕的“清匪反霸”工作没日没夜地忙碌，突然得到母亲去世的噩耗，他像当头挨了一棍，眼前一片漆黑。要知道，母亲的离世和弟弟的牺牲，仅仅相隔了几个月时间。
等他赶回家时，母亲已被舅舅家草草埋葬。妹妹时英和小弟时佐暂时寄居在舅妈家。
组织上决定把他调回青龙区工作，一来青龙区需要褚时健这样既有能力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青年干部，二来他可以照顾成为孤儿的弟弟妹妹。
褚时健到舅妈家接弟弟妹妹，决定自己抚养他们。在舅妈家，他遇见了王兰芬。几年工夫，小表妹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上过学，此时也参加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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