桅杆上的黎明

　回忆胜利的时刻，这位刚过九旬的老人说：“值了。值了！”

　从敌后战场到正面战场，中国战场的反攻锐不可挡。此前，在印缅战场，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也一洗两年前兵败野人山的遗恨，反攻作战取得胜利。

　鏖战热带丛林两年，郑维帮所在的那个营，300多人只剩十分之一。今天，这位百岁老人想得最多的就是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兄弟。

　每一面胜利的战旗上，都浸透着战死者的鲜血。

　2015年9月3日，李敏、余新元、郑维帮作为抗战老兵的代表，出现在抗战胜利70周年受阅队伍中。

　他们乘坐的受阅车的车身上，镌刻着《伟大胜利》主题浮雕，由武警摩托车礼宾队护卫着最先通过天安门。

　他们身后飘扬的是千千万万战友，用鲜血染红的10个英模部队方队的70面胜利旗帜。

　当年，他们带着黑色的眼睛和梦想走向抗日的战场，而今，他们的生命已经变得洞幽烛微，他们和他们留在战火硝烟中的痕迹，依然成了传奇。

　同样是8月9日，东京经历了最为漫长的一天。在日本皇宫的防空洞内，御前会议从9日夜里开到了10日凌晨，44岁的裕仁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六朝古都金陵，也是当年遭受日军蹂躏最为严重的中国城市之一。位于南京市中心的江宁织造博物馆，曾经见证了江宁织造由盛及衰的全过程。

　2015年8月，记录日本法西斯最终走向衰亡的中国战区受降档案，在这座昔日的官邸首次系统公开。

　1945年8月10日，一个月前还拒绝接受《波斯坦公告》的日本政府分别电请瑞典、瑞士，将投降之意转达中、美、英、苏四国。

　战时的中国陪都重庆，首先传出了日本将要投降的消息。在沦陷区南京，伪“中央广播台”的谭宝林和苏荷先2名技术人员，收听到了重庆的广播。

　当时的南京还处在日伪统治之下，每天必须播放东京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

　趁着日本主管不在，两人让发射台晚上8点悄悄改播日本即将投降的电讯。南京城顿时一片欢腾。

　“尽管发出了投降照会，日本的一些战争狂人仍在叫嚣继续战争。14日晚上，这些死硬分子甚至发动叛乱，企图夺走第二天即将广播的天皇诏书的录音盘。至今，日本一些人仍把这份投降诏书称为‘终战诏书’，妄图欲盖弥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马振犊介绍，当时在中国的日本军队还有105万人。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是主张继续战争的死硬分子。

　从8月12日至14日，曾在三天之内3次发出所谓主张维护国体的电报，令他的部队抱“玉碎之决心”。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冈村宁次带领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的全体人员，集合在广场前聆听天皇“玉音”。

　直到广播结束，这些在中国土地上曾骄横一时的侵略者们还目光呆滞地站在南京的烈日下。

　“八一五”之夜，日本早已四面楚歌，四万万中国人却是不眠之夜。

　抗战老兵刘道民当时在湖南芷江国民党空军第九总站担任无线电通讯员。老人回忆，“我们五六个人，用个绳子把收报机兜起来，抬着满大街地转。反复播放日本的投降书。”

　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的百岁老人王承登回忆：“部队和老百姓的鞭炮放了一整夜，第二天一看，爆竹的纸屑厚厚的一地。”

　在遭受日本侵略者奴役了14年的东北三省，突然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满大街都在喊“天亮了”“天亮了”。

　在敌后抗战的心脏延安，máo • zhǔ • xí 挥笔写下14个大字：“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来到举着火炬游行的队伍中间，游行的群众捧起大碗向他敬酒。彭德怀接过酒，深情地说：“我接受大家的酒，让我们一起为那些死难的抗日壮士和为中国dú • lì 自由献出宝贵生命的国际友人献上这碗酒吧！”

　他双手托碗，庄重地将酒洒在黄土地上。

　据不完全统计，仅八路军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就达728名，新四军牺牲的团副参谋长、政治处主任以上干部323名，华南抗日游击队牺牲的团和大队以上干部171人，东北抗联牺牲的团以上干部251人。

　2015年9月3日，抗日英烈后代的代表与抗战老兵代表一起通过天安门，接受人们的致敬。

　一场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万，占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三分之一。

　尽管无数的英烈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信念、他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在这个胜利的日子里化作了彩虹。

　举国狂欢时，战士未下鞍。蒋介石企图把八路军、新四军排除在一切受降仪式之外，遭到了敌后抗日军民的断然拒绝。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命令日本冈村宁次及其所属一切部队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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