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受降堂

　三、旧报记载：市民在断瓦颓垣间欢呼汉口市区断瓦颓垣，破败不堪，但狂欢的激流在每个人的心里汹涌。孙蔚如等乘船抵达时，民众夹道欢呼，盛况空前。

　自1938年7月25日14时，日军第六师团波田支队在黄梅小池口登陆，湖北人民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经历了长达7年的屈辱生活。

　武汉终于迎来胜利，但当时的汉口市已是一片破败景像。

　1945年9月2日出版的《新蜀报》，题为“汉口市区断瓦颓垣，马路坎坷不平”的新闻中这样描述说：

　“记者今晨抵达湖北，经汉口一码头、鄱阳街、兰陵路汉口繁华地区，到处尽是破败影像，沿江马路两侧坎坷不平，荒草杂生，江面未见有船只航行，仅有少数船停靠两岸。汉口往武昌由王家巷一处，每日轮渡往返一次”。

　这与光复重生、市民欢庆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第二天，《新湖北日报》在评论《普天同庆》中，深情记下了武汉市民的狂欢：“人类的罪魁，我们的仇敌，终于乞降了。我们不会隐示，狂欢的激流在每个人的心里浪淘汹涌，雄壮的歌声绕着大地，胜利的狂欢响彻了云霄。”

　这一天，《新湖北日报》还在头条报道了我军向武汉进发的情况：

　“我孙定超将军所部于2日正式接收宜昌城，民众鸣鞭欢迎，均呼中国万岁口号。我柳际明将军所部亦通过宜昌，向武汉进发，过宜时，日本士兵沿途向我敬礼，惟服装破烂，病容满面，其状甚惨。其第77旅团长尾埔银次朗亲自欢迎柳将军，礼貌极周。我宋瑞珂将军所部昨日亦抵沙市，接收全市，毫发未生其他事件。现三斗坪船已可直接通达汉口，日方保证途中并未布置水雷云。”

　字里行间，充溢着作为战胜国的自豪。

　9月17日，日军在汉签降在即，《新湖北日报》报道说，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将军、副司令长官郭忏将军及长官部首批人员分乘民万、民来两轮，于17日下午3时33分到达汉口江汉码头，党政军各界前往欢迎者极众，民众夹道欢呼，盛况空前。

　四、最后低头：日本大将率属21万签降日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战刀被我少将夺下，入场脱帽敬礼。他颤抖着双手接过命令书，弯腰签收，汗如雨下。

　“1945年的夏秋之交，武汉人们沉浸在民族复兴的喜悦之中。”

　《日本在汉投降纪实》这样描述日军当年9月18日在汉投降过程：

　“14年前是气焰嚣张的日军侵华开始的日子，人们选择这个日子，在中山公园举行第六战区受降仪式。”

　这一天，汉口中正路（现解放大道）从循礼门至硚口的马路两旁，布满了岗哨。

　周围来了很多武汉市民，把中山公园围了里三层外三层，都想亲眼目睹鬼子投降的场面。

　我军五步一岗，特地将一个连的兵力分成10组在中山公园内外巡逻。中山公园西北角的大草坪上，有一座平顶式的横列房屋，是为表彰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功绩而兴建的“张公祠”，祠门上的房额已换为“受降堂”三个金字。

　下午3时，一片肃穆中，两辆军用摩托车引导着一辆竖着白旗的黑色轿车驶入，停在草坪进口处的武装警卫兵面前，日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走下车来。

　他个子矮小，蓄着一撮东洋胡子，全身戎装，左手握着一把战刀，身后跟着他的参谋长中山贞武及来福静岛、冈田芳政、清水勖之大佐。

　这时，守卫在受降堂台阶前的司令长官部少将副官处长蒋虎杰快步上前，从冈部直三郎手中把战刀夺了过来，带着他及4名幕僚走向“受降堂”。

　堂厅正中摆着一长列的会议桌，孙蔚如司令长官身着戎装，作为我华中地区受降官坐在正中，两侧坐着武汉地区总受降官王敬玫、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其他则是军职师长以上、文职市长、省市党部主任委员和厅长以上的官员及地方耆宿、民意代表、美军顾问等，共88人。

　冈部直三郎及幕僚走进堂厅，站在孙蔚如面前，脱帽敬礼。孙蔚如站起身，声如洪钟，宣读了“中华民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六战作命甲第一号”，命令冈部直三郎投降。

　冈部直三郎，这个在武汉犯下累累罪行的侵华战犯，耷拉着脑袋，神情呆滞，汗珠不停地从额上、脸上流下。

　他颤抖着双手接过命令书，弯腰执笔签道：“今谨收到，中华民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华民国35年9月18日六战作命甲第一号命令一份，当全部遵照执行，并立即转达所属及所代表各部队之各级官长士兵确实遵照……”霎时，全场欢声雷动，院外爆竹连天。

　受降仪式结束后，冈部直三郎及其幕僚4名，仍由两辆军用摩托车警戒送归。

　随后，投降后的日军官兵及日本侨民均由中方日俘管理所分别集中于青山、洪山、大东门、珞珈山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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