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打细算_
我掩饰地伸手抓抓头发，却只摸到光秃秃的脑袋，“什么欠不欠的，我现在这鬼样子，哪能见他啊？”
杨晓飞看着我，眼睛突然泛红，“他知道你出事儿的那天，人都傻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一宿。第二天早上不到五点，他就打电话把我和老郑叫起来。我们进门时满屋的烟味儿，满地烟头儿，我觉得他一定是快撑不住了。结果，他没事儿，脑筋清楚地让我们帮着找律师找钱找关系。那些天要是不提醒他，他就整天整宿的不吃不睡抱着本儿法律书看。银行钱还了，法院礼送了，最后知道判了十年的时候，你猜他说什么？”
“……你能少点废话吗？”我心都揪起来了。
“他说，‘十年太长了，安然不能等这么久’。然后就拉着律师研究什么方法能让刑期再短点儿。”
靠，监狱是他家开得么？我苦笑着说不出话来。
杨晓飞又说了些其他的事，比如他们会照顾老爸，让我别担心；比如翔东案基本落幕，调查结束，盛安还是盛安，根基牢固；比如暮雨他们又接了新项目，能挣多少多少钱，最后他问我，“你真的不见韩哥吗？他那么想你。”
“不见了不见了。”我见不得他伤心。
可是有些事也不是我说了就算的。那天是从看守所往监狱送人的日子，我被荷枪实弹的警察大哥押着从看守所大门出来，监狱的车子已经等在门口。刚下台阶，我就看见一辆帕萨特极快地从路口冲过来，快到近前时，干脆地右转向。右侧车门打开，一个人下车就往我这边跑。反应过来的警察大哥齐刷刷地枪口对外喊着不许靠近，我被往人群后面拽。
虽然是我从没见过的打扮，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白衬衫、黑西装，衬得他更加高挑挺拔，加上阳光之下泛着荧蓝的头发，俊朗的脸，整个人都那么干净潇洒，精美无暇。
我使劲喊着别开枪。暮雨在快到近前时被几个警察大哥挡住，被推推搡搡地往后退。他看着我，眼睛一动不动，嘴唇抿成一条线，沉默地与一片呼喝声对峙。
我本能地抬手挡了自己的脸，往人群后面缩。
光头，手铐，肥大到可以装下两个我的衣服，这个造型也忒丑了点儿，我不得不遮起来，还有我的恐惧，我的遗憾，我的茫然，所有那些会让他伤心的东西。
我对自己说，你看，他现在很好，穿着得体的衣服，开着不错的车子，像是这个城市里那些过着舒适生活的白领一样，你还想要什么，这就值了吧！
我被推着往车上走，清楚得感觉到暮雨的视线死死锁在我身上，而他自始至终都没说话，甚至没叫一声‘安然’。
一只脚踩上车子，我想起件重要的事儿，就挣扎着扭过头
对暮雨喊道，“你以后开车给我慢点儿！”
某警察大哥推了我一把，“瞎嚷什么！”所以我没听清暮雨是不是‘恩’了一声。
监狱生活。
很规律，很单调。早上六点起床，吃饭，干活，中午十二点下班儿，吃饭，干活，下午六点下班儿，吃饭，继续干活，直到睡觉。
一宿舍八个人，上下铺，都是经济犯。有证券公司的，有保险公司的，还有其他银行的。我原来对监狱的认识来自香港警匪片儿，后来发现没那么夸张。欺负人的所谓狱霸不是没有，不过不像电影里那么残暴。
监狱跟外面的厂家合作，我们给人家代加工各种金属配件，螺丝螺母啥的。因为我曾经报过自己有心脏病，所以给我安排在了比较轻松点儿的岗位，就是拿个钢锉，将已经成型的零件边缘打磨光滑了。计件工资，一个一分钱。所有人都很卖力，因为只有干得多才能加分，只有分数高才能减刑，这是监狱的政策，而减刑名额太少，所以竞争非常激烈。
有时候我想我确实有双灵活的巧手。因为很快我就成为同岗位干活最快的一个。
我说不出这日子是怎样的，反正就是数着日历过。没有自由，没有娱乐，每天都是机械地做工。没朋友，我们都是为了争夺减刑名额而相互敌视的对手。
不能打架，因为打架会扣分儿，所以平时我被对床的抢个饭、抢个活儿也都忍了。
也不是都能忍。那次他把一手机油抹在我床单上，我当时就揍得他鼻子淌血。他那会儿是懵了，不知道为么之前更过分的事儿我都能忍，怎么这么件小事我就蹿了。后来被狱警拉吧开，关禁闭，写检查，开会时当着大家伙儿的面儿念，罚工资，扣分儿。事情完了，监狱给我换了一新床单，三天之后我又哭着喊着求人家把我原来的换回来了，因为铺着花花绿绿的新床单我会整夜的失眠。我把旧床单轻轻铺回床上，脏了的地方塞到床边下面，然后舒服地大字型趴上去。
睁眼看看，是蓝白相间的方格子，拿脸蹭蹭，是棉布洗过很多次之后才有的那种柔韧。就像我的灵魂曾经栖息过的地方。
犯人在监狱都有户头儿，家里人可以打钱过来。监狱里面的东西死贵，十几块钱的方便面还tā • mā • de 是山寨版的，饮料完全不能喝。所以我很少去买东西，偶尔买烟，还得偷偷找一个叫九叔的。谁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只知道他不是狱警，大概就是工作人员吧。他那儿的烟保真，就是贵，一根儿就得几十，可是别人弄不来啊！我都是成包的买，有次他问我，“安然，你怎么那么有钱？”我笑着回答，“我对象能挣。”后来连监狱里的领导都知道，我家富裕，我的账上一直没下十几万。不过如果我买烟买得太频繁了，他就会不卖给我，理由都懒得跟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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