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经典的永恒绽放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记载，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集中反映了孟子的思想，其主要内容是：“讲道德，说仁义”。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他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主张。他认为道德品质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肯定人性善的一面，并认为循此一途，发而外用，普通人也能成圣成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皆可成尧舜”。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自己的道德教育学说。在孟子看来，道德教育对个人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使人能够保存天赋的善性或者使失掉的善性得到复归；二是能够扩充或发展先天具有的善端；三是可以帮助人们知性知天。此外，重视道德意志的锻炼也是孟子德育思想的鲜明特点。孟子认为，一个人要成就大器，必须经过严格的锻炼，即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和《论语》一样，均为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与《论语》简约、含蓄的语言风格不同，《孟子》多善鸿篇大论，气势磅礴，发言凌厉雄辩，思维机智缜密，无论文采和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作中庸，子思笔，

    中不偏，庸不易。

    注释

    中庸：书名，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后来抽出来与《论语》等合称为“四书”。

    子思：孔子的孙子，据说孟子是他的弟子。

    中：中正、中和、不偏不倚。

    庸：经常、常道，永不变化的意思。这里是说中庸是儒家的道德修养和处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子思作了《中庸》一书，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是永恒的德行。

    心解

    《中庸》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全篇约三千五百字，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公元前483—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有“子思作《中庸》”的记载。到了南宋，朱熹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根据学者的考证，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

    子思，名孔伋，子思是他的字，是孔子的嫡孙，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于孔子的弟子曾子，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子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因而子思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北宋徽宗年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又被追封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

    《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郑玄的《中庸》注本这样解释“中庸”：“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中庸之道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而是不亏不盈，不急不缓，不骄不馁，不过不及的追求，只有找到了人生大智慧与为人做事较为完美的平衡点，才会达到可进可退、伸缩自如的人生境地。中庸之道的主旨就在于修养人性，从而具备理想的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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