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故乡的记忆
说起矣则，褚时健感慨：“我们这个村不是个大村子，当时只有十来户，就是到现在，也只有三四十户，从来都不昌盛。有山有水，土地却不多，村里有几百亩山地，水上不去，还是靠天吃饭，穷得很。我这些年有条件了，每年都要给村里十多万元，一直在帮他们。现在我们村有个不错的村委会主任，大家信任他，连任四届。他有心要改变矣则的面貌，我也有这个心意。我出了300多万元，帮他们修水管，引水上山，改变了土地缺水的状况，大家的日子好过了一些。现在云南省在搞‘最美乡村’，我也在想办法。我和村主任商量，全村39户人家，全部盖新房没有这个能力，能不能把老屋改造一下，土墙变砖墙，老屋架还可以用，房梁还是重新搞。我离开故乡都70年了，矣则还是穷，不变怎么行？”
滇越铁路从褚家老屋后通过。
褚时健那时还被人唤作石柱。他和父亲长得像，肤色黝黑，浓眉下那双眼睛也是又亮又黑。石柱每天都伴着江水的哗哗声入睡，随着火车的汽笛声醒来。这两样东西陪伴着矣则这个小小的村落，也丰富了小石柱天真的童年。
石柱三岁那年，弟弟褚时候出生了。1934年，家里又添了人口，这次是个女儿。不久，褚王氏又生了一个儿子。褚开运有了一个六口之家。
守着一条江，江水就成了石柱最初的玩伴。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人教他游泳，江水就是他的老师，三四岁时，他已经和村里的小伙伴在江水里玩耍了。到了五六岁时，他能独自在江水中上下翻腾，像鱼一般自由自在。玩累了爬上岸，趴在江边的大石头上晒太阳。河谷里的太阳又毒又辣，背上的皮晒爆了一层又一层。阳光的颜色就这样一点点渗进了他的皮肤，让他的肤色在黝黑里透出了光亮。他后来回忆：“我们上面那一代，我大伯父黑，但他的儿子不黑；我像父亲，但我比他黑；伯父家的两个儿子和我一起玩，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晒，晒得一年比一年黑。可以说，全村就数我们三兄弟最黑了。”与水为伴，石柱学会了另一项本事——抓鱼。起先是抓江边石缝里的小鱼，然后是巴掌长的鱼，再后来收获的就是游动在江中的尺把长的大鱼。抓鱼的方法也层出不穷，用手摸、用脚探、用树枝做的矛叉。到了六七岁时，石柱在水下摸鱼的本事就在小村里出了名。一直到几十年后，家乡的老者回忆起来，仍觉得石柱摸鱼的本事，哪怕是六七十年后，也没人能比得上。石柱摸到的鱼到底有多少，他自己没称过，但母亲知道。母亲从不担心儿子在水中的安全，她的儿子从小就没给家里添过麻烦，是个少见的“做事有谱气”的孩子。一直到做鱼需要的油和作料都没有了，她才对儿子说：“你不要再拿鱼了，没有油，咯是千吃呷（你不要再抓鱼了，没有油，只能干吃了）。”对母亲这种分不出是褒奖还是批评的话，石柱听了只是笑笑，抓鱼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件乐事，他忍不住。多年以后，他被发配在红光劳改农场，抓鱼这项技能帮他和家人度过了难挨的饥荒。
蒸汽机车与铁皮盒子
陪伴他童年的另一个玩伴，就是那条滇越铁路。铁路不光是父亲挣钱养家需要的交通渠道，也是开启他懵懂心智的老师。
“这条铁路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对工业产品的最初印象、对外面世界的认识，想来都和它有关系。我们村按说属于华宁县，但我的中学就是坐火车到昆明去上的，应该说，我们那个时候对昆明还更熟悉些，这都是因为铁路。”
这条从云南省会昆明开往越南海防的铁路，修建于20世纪初。当时英法两国为争夺殖民地在东南亚明争暗斗，云南与越、老、缅三国交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加之云南资源丰富，交通闭塞，在云南修建一条陆路通道，有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189 8年，法国公使吕班照会清政府，以干涉归还辽东半岛有功为由，要求清政府允许法国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会修筑铁路。那时，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很难对列强提出的要求说“不”，只能在照会上答复“可允照办”，于是法国取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
1901年，滇越铁路的越南段从海防经河内到老街的389 千米路段开始修建。1903年，从河口沿南溪河北上，经碧色寨、开远、宜良、呈贡至昆明的466千米云南段也开始施工，整个工期历时七年。人们用“一颗道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这样的话，来形容这条铁路修造的艰辛程度，就连当时的云南地方官员都说“此路实吾国血肉所造成矣”。1910年，滇越铁路全线通车。当时的西方媒体将它与1859年开凿的苏伊士运河、1914年通航的巴拿马运河并称为“世界三大工程奇迹”。
1910年（清宣统二年）3月31日，一辆黑色的蒸汽机车徐徐开进了昆明，车头上插着鲜艳的法国三色旗。据说，当这种钢铁动物轰隆隆驶进火车站时，围观的百姓充满了好奇与不安，胆小的人被汽笛声吓得四处逃散。云贵总督李经羲有这样的诗句：“耳畔才闻汽笛鸣，列车已出千里路。”可见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带给云南人民的震撼。百年之后客观来看，滇越铁路把一个闭塞的中国内陆省份一下子拉到大海边，铁路的建成让云南人领略了现代物质文明，同时也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传播，催生了社会观念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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