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传统 上

    如果杀戮与霸权的战刀依然高举，那么我可以断言，抵抗从今后直到永远也不会停止，除非人畜皆无，否则共和国将只能得到一片焦土，一片始终充满敌意的土地。

    一切反抗在我看来都是因为不合时宜的改革造成的——共和国适用的土地制度被共和国利用军事手腕强制性搬移到了这里，以试图建立我们所想象的秩序，土地国有化，而非集中在个人手中。就像古代埃及法老对征服地区的土地整改的方式一样，把一切都集中起来，埃及人用宗教的名义，我们以征服者的特权，结果证明他们还比较高明一些。

    我们的改革可能是好的，但就方式和时间上而言都不正确。

    战争中总有许多无可奈何，因而罪行与功过难以在短时间里分辨，而且我们要知道错误的政策可能比在战争中直接犯下的罪行更加致命。

    欧罗巴的事情并非一日所能改变，我在这里居住，就像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农一样，清楚的知道这里的实际情况，议会的改革是想要将欧罗巴零散的土地与关税统一起来，这对经济是有好处的，但好处是从长远来看，而此时这种改革却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对当地人的利益受损。

    人们的眼光总是狭隘而短促，尤其是普通人，他们只关心今天和后天，而不会去想以后，要考虑他们的心情，就不能急切的进行关于土地的各项政策。

    阿克西柳雅兄弟的教训就在眼前。”

    （阿克西柳雅兄弟是歌利亚人中血统十分显赫的一类。两人曾担任苏拉阿比的土地官，曾主持了对共和国土地的改革方案，目的便是要为更多退役士兵寻找安身之所，结果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导致了他们的联合。所以现在有很多专门研究苏拉阿比时代这一独特时期的历史学界大师普遍认为，苏拉阿比家族的失败就是从这个改革开始的注定的。因为改革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士兵依然没有得到哪怕一片可以供他们安身一世的土地，却已经把整个共和国的所有利益权贵触犯了，包括一些支持他的人，都开始质疑）

    ———苏略在写给议会的信件中显示出他对当前政治不少的反感姿态。他对于议会在欧罗巴实行的土地改革方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另外他还在信封上用拉丁文还写下了一段比较隐秘的文字：

    有关于竞选的事宜，请各位元老父亲们，并不用去操纵与贿赂什么，如果我真的成为了执政官，这反而会令我的心情不佳，我至始至终都认为，军人不从政。如果那些野心家或者另有企图的人想要当执政官，那就让他们当去吧，不管什么人，如果他们对国家诚心诚意，我都会在典礼上为他们献出花环，反之，我们用这个国家一贯对待独裁者的手腕去惩戒他们，我，苏略，永远将共和国的存在置于一切之上。

    这封字迹工整的信被塞进了信封，随着一阵空间的波动而被专递到了千里之外的阿比伟。

    几乎就在苏略写完信的同时，不好的消息再一次出现，在他剿灭地中海的海盗，还没有在这座马耳他宫殿待多久时，就接到了来自欧罗巴地区驻地军团的消息：

    现在高卢人的反抗势力再一次集结了一支部队对我们发起进攻，类似的进攻我已经粉碎多次了，然而他们这些自称法兰西的莽撞武士，再次反抗了。

    还好这一次有来自塞尔维亚和亚米尼亚以及保加利亚的支援，共和国用高度自治的权利换取了对方的支持，塞尔维亚人和亚米尼亚人各提供了两万重骑兵，而保加利亚人是七万人的步兵，其中两万是弓箭手。

    塞尔维亚人和亚米尼亚人都充满着战斗力，他们的能力是值得信赖的。这两个山地民族都拥有强有力的骑兵，他们的重骑兵曾令不少强有力的、精通帕提亚战术（那种一边跑，一边射箭的战术被罗马人称作帕提亚战术）的游牧人损失惨重。

    塞尔维亚人已经在同极善骑射，并精通各种游牧骚扰战术的马扎尔人的战斗中显示了他们的优秀，他们每每都具有对马扎尔人的压倒性的优势。

    亚米尼亚人的战斗力则体现在他们击退过乌古斯人最强盛时期的重甲骑兵。

    保加利亚人，他们却实在不值得信任，乌合之众都不足形容他们的崩溃速度，短兵交接他们是绝对不行的，作为远程的弓箭手，他们的弓箭手也许还不如临时招募的猎户，至少前者的勇气都比后者强。至于纪律，虽然临时招募的人不一定会多有纪律，但只需知道保加利亚人本身就不存在纪律就可以清楚的知道，他们的作用的确不大。

    不过作为主动投靠共和国的人，他们的效忠行为还是被歌利亚人接受了，虽然歌利亚人根本不指望他们会做什么，但只要他们不成为浪费兵力的敌人，也就够了。

    就这样，由驻守在里扎城的海军部队将来自亚米尼亚人的两万重骑兵运送到高卢，而塞尔维亚人的重骑兵则沿着多瑙河不断朝向高卢地区前进。

    歌利亚人对高卢人紧张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的骑士的确战斗力不错。

    欧罗巴千年来，既有歌利亚人入侵造成的毁灭、又有来自日耳曼人入侵的灾难，罗马辉煌的文明都不再了。但在军事层面，不仅仅是倒退，至少是盔甲的制作工艺，他们的技艺不必罗马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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