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纸（3）
如果说文人艺术家个性的体现是“小我刻意追求“大我”中的位置，那么，民间剪纸艺术家个性的体现，则是置身“大我”之中小我”的自然流露。且不谈东西南北地域的艺术风格和特性，即使同一地区不同作者的作品，也分明有着自己明显的个性。若怀着鄙视心理地走马观花，自然难以看透。
以陕北的巧手张林召和王兰畔为例，二人相距不过百里，年龄相近，风俗习惯基本一致。张林召幼年家中富庶，喜看戏听书，受过封建中产阶层礼教的训育。但一生多磨难，三次丧夫，四次嫁人，生过13个孩子全部夭折。
因之，外部性格忧郁、孤僻、不善言谈，对人生多唯心思想。其创作是为了“能忘掉乱七八糟的事”，而很少受别人的干扰。可见内心的焦辣苦疼与其含而不露性格的矛盾。创作过程中急於通过情感的泄流，取得心理平衡。
王兰畔，她觉得“人活着就要忙忙活活，这样才快活。”对人生和世界没有过高的奢望，而重视自身对社会的贡献，属于“知足者长乐”的类型。她的老伴李新安是把苹果引进陕北高原的有功之臣，但她从没想到应该得到什么报答。
因之，其性格开朗活泼，直爽豁达，自信要强，任性好动，又往往不拘小节，丢三拉四。她剪花是因为“人家都让我剪，就是说我剪得好，是抬举我。干别的没大本事，就能铰个花花，铰起花来心里就美美的。”可见其内心世界有着强调自我价值的倾向。
她们的作品中，都有着个人形象和心灵明晰的影子，可谓“画如其人”。这种个性的存在，既符合本地区文化传统的集体性特征，又毫不掩饰作者的精神世界，与文人艺术、宫廷艺术个性表达中的吞吞吐吐、无病呻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长期以来，民间剪纸一直被认为是重复性的劳动或传统纹样的复制，忽视了劳动者艺术家的个性创造，这是历史的不公。
毕竟不是每个用纸剪刻的劳动妇女都能获得艺术上的成熟。一个村，一条山沟，出那么一个或几个被社会公认的巧人，她们的作品就自然会四处流传。
其传播方式一种是烟熏替样的方法，一种是靠记忆模拟的方法。流传中，常常是张家的媳妇用李家老婆的样子，王家的女儿又把花样传到姓刘的婆家，人们都有权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和审美爱好对原稿随意改动。作品的最初形态必然会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化。这种传承中的变异现象，也不断地调节着民间剪纸与其流传的时代、民族、地区、习俗之间的差异。
同时，由于民间剪纸所担负的民俗形式的滋延传承，及基本纹样程式化手法的相对固定，传承方式的世代相袭，又使其具有外在形式相对稳定的特性。有些作品相当于戏曲中的保留剧目，哪个地方漏了一句台词，少了一个动作都会引起观众的哗然，是不能随便改动的。民间剪纸也往往有这种情况：一件好的作品，经过一个无知人之手变成一张难看的破纸片，再经过一个有经验的老婆婆之手，又使它重新恢复了原先耀眼的光彩，甚至更胜一筹。
民间剪纸传承的变异性与稳定性，与其赖以生存的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结构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一次大的社会变革的发生，必将会导致不同地域、中国文化心理的波动和调整。从而形成新的态势，所以，挖掘和整理包括民间剪纸在内的民间美术，应是今天有民族责任感的艺术家重要的课题。
远古时代，人类就已经发现和运用了以影像做为形象表记的艺术手法，并继而创造了在各种材料上镂刻、透空的艺术语言。这在诸多的原始社会彩陶岩画、商周青铜器、汉画像石艺术中，都体现了远古艺匠运用这一艺术手法的完善。今天的民间剪纸与之在造型方式和外部特征极其明显的一致，充分说明他们之间的传承和延续关系。
由于剪纸只是应民情风俗的需要而存在，其材料又不易保存，所以，很少有真正代表不同历史时期面貌的作品传世。我们不妨从历代的典籍载记和文人的字行中，寻到一些蛛丝马迹。
暖汤灌我足，剪纸招吾魂-----唐·杜甫《彭衙行》
楼金做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唐·李商隐《人日》
吴越践王于行吉日……城外百户。不张悬锦缎，皆用彩纸剪人马以代。-----五代《武林梵志》
向旧都天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有少年能手于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周密《志雅堂杂钞》
嘉靖中制夹纱灯，刻纸刻成花竹禽鸟之状。随轻浓罩色，熔蜡徐染，用轻绍夹之，映日则光明莹彻，芳菲翔舞，恍在轻烟之中，与真者莫辨。------明《苏州府志》
石女，张蔡公之女也，有巧思，与人接谈，袖中细剪春花秋菊，细草垂柳，罔不入神……-----清《保定府志》
我国长期民情风俗的稳定和许多边远地区文化上的封闭，剪纸的某些纹样还较为可信地保持着初始的基本形态在民间流传。如壮甫诗中提到的陕西白水等地一带的招魂剪纸，至今仍在那里仍可见类似形式的作品。
有人说，民间艺术是中国文化的活化石，是有其道理的。由于地域文化背景的差异，及民间剪纸某些体裁样式作品的相对稳定，使今天的民间剪纸中仍保留着我国古代文化的不同层次，我们得以从其中领略民族艺术初始期的神秘、上升期的雄浑和成熟期的shén • yùn ，从劳动者的创造中获取历史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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