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哨
“她”的翅膀伸展着，仍保持着飞翔状态，腹上背下，几乎垂直地掉落下来。“她”的爱慕者们，似乎明白发生了怎样的可悲事件，纷纷围绕着“她”也降低高度。看得出，它们都想要用自己的翅膀托住“她”。但鸽子毕竟不是大雁或天鹅，没有在空中救护同类的本领。也许它们深恐自己也突然遭到如此可悲的厄运，撇弃“白姑娘”，一齐飞走，纷纷落到了江对面哨所的顶盖上。
就在“白姑娘”掉到离地面只有几尺高的刹那，“她”突然翻过身，奋力扇动几下翅膀，飘飘摇摇地升起高度，仄仄歪歪地盘旋了一小圈，辨明方向后，斜着侧着地朝江这边飞来，朝我们头顶的上空飞来。在江中心，“她”就开始身不由己地下扎，像纸叠的飞机，翅膀一动不动地滑翔而至。
“她”掉落在我脚旁。
我立刻弯下腰，小心地用双手将它从雪地上捧起。
在“她”掉落的地方，雪地红了。
“她”洁白的羽毛红了。
我的双手红了。
“她”那两只乌豆般的鸽眼瞪着我。
我们一个伙伴，挥舞双拳朝江对面破口大骂：“你们浑蛋！”
班长狠狠扇了张文歧一记耳光。
张文歧操起一柄铁锨，就要冲过江去拼命。两个伙伴费了好大劲才将他制伏……
“白姑娘”的死，在我们心中造成了一种悲痛。这悲痛虽然不能用“巨大”或“强烈”去形容，但却是真实的，也可以说是沉重的。因为这悲痛之中，包含着一种浓缩的，不属于悲痛的成分在内。这种成分像癌细胞，原本就潜伏在我们心中。它与悲痛混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使一只鸽子的死，具有了咄咄逼人的重大性和严峻性。甚至可以说，我们心中包含着异质成分的悲痛，是超乎正常的，具有某种可怕性质的，超乎常态的。
我们将“白姑娘”埋葬在了黑龙江边。我们在埋葬“她”的那个地方肃立了许久，对这只无辜的鸟儿的横死表示我们几个年轻人的哀悼。我们都觉得对这只美丽的鸽子的死怀有深深的内疚。说到底，“她”是由于不明不白地卷入了我们与他们——那几个苏联边防士兵之间心照不宣的“战争”才遭到枪杀的。可“她”究竟算是为何而死呢？这又是我们无法向自己解释清楚的。我们对“她”的哀悼，也意味着是对江那边几名苏联边防士兵的愤怒和仇视。我相信，那一天他们是知道了这一点的。因为他们当时都站在江那边望着我们。直至我们散去，他们才散去。
接连几天，我们都变得沉默寡言。我们每天仍到沙坑那里去刨沙子。他们每天早晨却不再到江边用雪擦脸了。也不常能望到他们的身影了。也听不到悦耳的鸽哨声了。这个地方比以往更加宁寂。这确是虚假的宁寂。有种什么无形的可怕的东西在这个地方的宁寂之中孕育着、滋生着、弥漫着。
终于有一天，我们又听到了鸽哨声。也许，那几个苏联边防士兵认为，时间的流走已将“鸽子事件”的阴霾驱散了吧！起初，鸽哨声很微小，好像从极远的地方传来。渐渐地，哨声接近了。最后，听得很分明，就在我们住的小木房子上空环绕。如泣如诉地游弋。
我们都在睡午觉，纷纷坐起，怀着复杂的心情，静听那欲断欲续的哨声。以前，在我们听来，它是多么悦耳，多么美妙，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啊！但那一时刻，这种声音令我们感到刺耳，引发了我们的愤怒。
我们的“白姑娘”被他们打死了。他们的鸽子竟又胆敢侵犯我们的领空！“张文歧呢？张文歧哪去了？”班长忽然发现张文歧不在。不知哪一根神经提醒他，他掀起褥角去看猎枪。猎枪不在了。装霰弹的小铁盒也不在了。“马上去把他找回来！都给我去找！”班长吼起来。我们衣帽不整地走出小木房子，四处张望，视野以内，不见张文歧的影子。“张文歧！……”我们同声大喊。回答我们的是鸽哨声。
奇怪，他会到哪儿去呢？
鸽子，他们的五只鸽子，仍然在我们的小木房上空飞绕着。它们仿佛是在怀念我们的“白姑娘”，绕了一圈，又绕一圈，飞得很低，飞得很徐缓。
江对岸，苏联士兵们在望着我们，互相指手画脚。一名苏联士兵又挥舞小旗，想将他们的鸽子招引回去。他们的鸽子却不往回飞。突然一声枪响。正在我们小木房上空飞绕的五只鸽子，接二连三向地上掉去。落地即死，哪一只也没动一下。张文歧慢慢从我们的小木房顶上站了起来，一手提着猎枪，枪筒冒着一缕青烟。一股浓烈的**味渐渐在空中飘散开来。他跳下房顶，将猎枪和子弹朝班长一递，阴沉着脸说：“只用了一颗霰弹。”江对岸，苏联士兵们像被定身法定住了，几尊石人般僵立不动。
那名舞动小旗的苏联士兵，小旗仍举在空中，随风招展。五只鸽子的尸体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布在我们四周的雪地上。霰弹的威力和辐射面很大，每一只鸽子肯定都中了无数铁砂。我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吃惊地望着屠杀者。“你！……”班长手指张文歧，说不出话。“我什么？”张文歧也瞪视我们大家，理直气壮，“我要为咱们的‘白姑娘’报仇！只要是他们的鸽子，飞过来一只，我打落一只。飞过来两只，我打落一双！这就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就叫‘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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